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──郭沫若

　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斗士、旗手

 

    　郭沫若一生留下了约一千五百万字的著作。已出版的《郭沫若全集》含历史卷8卷,考古卷12卷,文学卷20卷。郭沫若先生既是当代著述宏丰、多专多能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,又是近现代文化领域内具有显著号召力,组织力,发挥了革命文学不可替代作用的领军人物。

 

    　早在北阀战争之初,他投笔从戎,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军时期,一方面始终站在北阀第一线,直面军阀刀枪;另一方面他又要与蒋介石对峙,以揭露独夫民贼蒋介石利用北阀,扩大自我,排斥异己,反党反人民的本性。并在此期间奋笔疾书写下了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的讨蒋檄文,这在复杂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中是十分罕见的。1927年,当中国大地上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就要点燃之机,当时已任国民革命军高官要职的郭沫若又毅然参加了“八·一南昌起义”,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,能以当时在文艺界就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人士身份投身革命,与革命先驱朱德、周恩来、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并肩作战,这份勇气,这样的气魄实在难能可贵,至少影响了当时一大批进步青年、文化人士。大革命失败后,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。在日本,他在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创作的同时,还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,并以其与成仿吾、郁达夫等进步人士创办的文化阵地──创造社,继续以笔作武器,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,贻害中国,残害民族的本质。

 

    　抗战爆发,郭沫若先生回国后,利用其担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合法身份,积极组织和领导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,同假抗日真投降的不抵抗主义者进行了合法的针锋相对的斗争。抗战时期一大批进步电影,戏剧,诸如《雷雨》,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,《大渡河》,《岁寒图》等能得以问世,郭沫若可谓功不可没。与此同时,郭沫若先生在这段时期,站在斗争的前列,挥毫泼墨写下了不少具有鲜明抗日思想,极具影响力的剧本,完成了《十批判书》《屈原研究》(甲申三百年祭)《青铜时代》等极具震撼力的论著。正如毛泽东同志这期间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:“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,我向你表示祝贺。”“你的史论,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,只嫌其少,不嫌其多,精神绝不会白费的,希望继续努力。”(见《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·下岗》人民文学出版社)周恩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也说:“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,艰苦的岗位有你担负,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着你”。领袖对郭沫若的极高评价,足可见在郭沫若身上所体现的又一特色,那就是巴蜀文化同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,与时代同步。因此,在中国文联成立时,这位才华卓著的文艺界超重量级的人物,才被公推为中国文联首任主席,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续位到辞世。这也是近现代巴蜀文化登上颠峰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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